2017年2月26日，一批標注“AED”的急救箱被安放在上海市的部分地鐵站內，“救命神器”已經開始入駐上海公共場所。在此之前，AED已經相繼入駐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公眾場所。
上海地鐵AED
深圳機場AED
北京首都機場AED
那么，到底什么是AED呢？
當心臟病發作并變為完全心臟驟停時，心肌通常出現不協調的電活動，我們將其稱為心室顫動，而此時心臟不能有效的收縮和泵血。而AED的最大作用，是能夠對心臟以放電的方式終止心室顫動，從而使患者恢復心臟功能。值得注意的是，AED是可被非專業人員使用的，且使用者可以快速上手。
事實證明，一個突然心跳驟停的患者，每提前除顫一分鐘其成活率就能增加7%-10%。面對中國每年超過50萬的猝死人數來說，AED配得上“救命神器”這個詞。
2015年3月，北京朝陽醫院急診科唐醫生在美國圣地亞哥海洋公園搶救美國游客的照片走紅網絡，網友紛紛轉載點贊并夸其為“中國好醫生”。
唐醫生回憶說，之所以能夠最終挽救老人的生命，是因為美國公園內到處安放的AED，對搶救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大概是按壓了十分鐘左右，就有人拿來了AED，一塊協同操作下，給患者除了兩次顫。之后，患者自主呼吸恢復之后，慢慢就正常呼吸了。”
AED在國內逐漸普及，是一種進步；但這與“全民懂急救”的目標為之甚遠。
一方面，AED的普及力度仍然亟待加強。
在美國，政府每年提供3000萬美元專項資金用于實施公共除顫計劃，急救車5分鐘內無法到達的公共場所全部依法設置AED，連大巴車、飛機等公共交通工具都有設置。據有關資料統計，AED目前在我國的普及率非常低。全國范圍內僅小部分城市在機場、部分地鐵車站和奧運場館配備該急救設施，不足1000臺。截止2016年8月，上海共設置AED設備372臺。這個配比數額，相比國外和其他地區每10萬人配有AED的數量：日本235臺、美國317臺、澳大利亞44.5臺、英國25.6臺、德國17.6臺、香港地區10臺、中國臺灣17.4臺，相差甚遠。
國內部分 AED 為防被盜，在柜子外面上了鎖，需要使用時拿取不便。目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一些 AED 被放在了有人值守的地方，該處的工作人員具有提供急救的能力，能在群眾呼救后及時趕往現場。
另一方面，只有AED的急救也是不科學的。
搶救心臟驟停患者，最重要的是在最佳救治時間"黃金4分鐘"內，通過心肺復蘇術（胸外按壓為主）和電擊除顫，使心臟恢復正常運作。然而，心肺復蘇術雖然能暫時代替心臟搏動使血液持續循環，向身體重要器官輸送血液提供氧氣，但畢竟效果有限，而且需要經過較為專業的訓練。
上海曾經做過一項對12000名市民的調查顯示，面臨突發情況需要急救時：74%的人選擇報警，18.4%的人選擇大聲呼救，96.3%的人完全寄希望于醫生。
歐美等發達國家很早就啟動公眾急救培訓計劃，推廣較為普遍。目前已構建起囊括家庭、學校、公共場所在內的第一目擊者施救網絡。美國西雅圖是最早開展公眾心肺復蘇培訓的城市，醫院外心臟驟停搶救成功率遠高于美國的國家平均水平。法國的急救培訓普及率為其總人口的40%，德國高達80%，美國每4人中就有1人接受過急救常識培訓。
反觀國內，根據中國紅十字會提供的數據，2011-2015年全國接受紅十字會系統救護培訓的人員1900萬人，進而推算出我國群眾性救護培訓的普及率達到1.5%左右。實際上，群眾受過急救培訓的比例還不到1%，市民的急救知識與技能的相對匱乏，極大限制了院前急救的搶救成功率。
比起“不會救”，更大的問題在于“不敢救”。
目前，中國還沒有一個全國性的急救法，來規定應急救護中造成的后果責任由誰來負。甚至僅僅從AED設備的配備與使用遇到的困境中，就能看出法律在這一領域的缺失。
美國在1995年就立法展開了“公眾可獲取的除顫儀”計劃，它是一項在公共場所安置AED，并鼓勵普通大眾等非專業人員接受培訓從而能隨時使用AED的普及計劃。此外，美國還有《好撒瑪利亞人法》（俗稱“好人法”）來保護每一位施救者。它包含了兩個原則：一是義務救助原則，即人人有義務協助處于危險中的人，除非這樣做會傷害到自身；二是免責原則，對于陌生人對受傷者進行緊急醫療搶救中出現的失誤，給予責任上的赦免，對于造成的傷害不需要負法律責任。美國聯邦和各州的法律中都有相關的法律條款。
目前，歐洲大多數國家、加拿大的法律中都有與《好撒瑪利亞人法》相關的條款。比如，德國的法律要求每個司機當遇到事故或事件時，在基于安全的情況下須停車并提供援助。而且，學會急救知識和操作方法是申請駕照的前提條件之一。
